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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颠传象形术  

2007-08-06 14:44:3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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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 个 头 ”见 薛 颠

李仲轩

 

我的第一个老师是唐维禄,最 后一个 老师是薛颠,便以此题目概括我习武的大致经历。

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,官居总兵,于鸦片战争时期阵亡,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“三忠堂”。王照(王小行)是我姥爷的弟弟,我叫他“二姥爷”,官居三品,他后来发明了“国音字母”(汉语拼音的前身),据说某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仍在使用。

我的父系在明朝迁到宁河西关,初祖叫李荣,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。旧时以“堂”来称呼人家,我家是“务本堂”,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“酸谈、臭杜、腥于、嘎子廉,外带常不要脸和老实李”,我家就是“老实李”。

清末时,天津的教官(市教育局局长)叫李作(字云章)是我家大爷,我父亲是李逊之,考上天津法政学堂后,自己剪了辫子,被认为是革命党,因而肄业。他有大学生架子,高不成低不就,整日喝酒,他的朋友说他中了“酒劫”,他的诗文好,但没能成就。

唐维禄是宁河的大武师,他的师傅是李存义,绰号“单刀李”。刀刃叫天,刀背叫地,刀锷叫君,刀把叫亲,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,所以刀鞘叫师,接受老师管束之意,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,人使刀一般用天地,大劈大砍,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。

唐师是个农民,早年练燕青拳,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,李存义不收,唐维禄就说:“那我给您打长工吧。”留在国术馆作了杂役,呆了八九年,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出来他却练出来了,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,说:“我的东西你有了,不用再跟着我,可以活你自己去了。”

我仰慕唐师,就把家里的老鼻烟壶、玉碟找出一包,给了唐维禄的大弟子袁斌,他拿着鼻烟壶喜欢得不得了,在大街上溜达时说:“瞧,老李家把箱子底的东西都给我了。”是袁斌将我引荐给唐师的。

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,被称为“津东大侠”。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,即将演变成武斗,丁志涛去了。动手的人过来,他一发劲打得人直愣愣站住,几秒钟都抬不了脚,这是形意的劈拳劲,一掌兜下去,能把人“钉”在地上。他“钉”了十几个人,就制止了这场武斗,也因此成名。丁志涛有三个妹妹,后来我娶了他妹妹丁志兰为妻。

宁河附近的潘庄有李存义师兄张子兰的传人,叫张鸿庆。唐师让我多去拜访这位同门师叔,并对张鸿庆说:“我徒弟去找你,你多鼓励。”张鸿庆脑子非常聪明,令我有受益。他精于赌术,一次作弊时被人捉住了手,说他手里有牌,他说:“你去拿刀,我手里有牌,就把手剁了。”刀拿来,他一张手,牌就没了——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,手快脑子就快。

我行二,大哥是李辕(字捷轩),随唐师习武后,宁河人管我叫“二先生”。有一个人叫李允田,练“单刀拐子”,对我师弟周锡坤说:“二先生有什么本事,见面我就把他敲了。”周锡坤就跟他动起手来,用横拳把他甩出去了。李允田回去约了东黄庄一个姓侯的人来报复,周锡坤听到消息就避开了。

他俩四处找周锡坤时,有人告诉我说:“周锡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,他们找不着周锡坤就该找你了。”我当时正和父亲闹矛盾,心情非常恶劣,从家里搬出来,住在母亲家的祠堂里,我说:“我正别扭呢,谁找麻烦,我就揍他。”那两人最终也没来找我,周锡坤回来后,也没再找他。

宁河附近唐师有个师兄弟叫张景富,绰号“果子张”,我们一班唐师的徒弟都喜欢呆在他家,他为人随和,也愿意指点我们。一天我带了一个朋友去果子张家,正赶上午饭,就在果子张家吃了饭。我跟这位朋友说过,按照武林规矩,只要来访的是武林朋友,要管吃管住,临走还要送路费。

没想到这朋友后来自己跑到果子张家吃饭去了,一去多次,还带了别人。果子张有点不高兴了,我就去找那朋友,不要他再去,他说:“你不是说练武术的,来人就管饭吗?”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。当时宁河发大水,闹了饥荒,红枪会趁机招会众,参加就管饭。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,他的爷爷和我奶奶是亲姐弟。

唐师、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,说:“不能信那个,一信就倒霉。”我劝过廉若增:“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,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,过多少年了,红枪会还玩这套,你怎么能信呢?”他说:“我就是去吃饭。”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,他知道我收藏刀枪,就让我捐给红枪会,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,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,对他说:“我放在四十里外了。”

杨三说:“快给我取去。”我说:“现在发大水,过不去。”他又冲我吆喝,当时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时期,一下就发了火,说:“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,是给你面子下台,现在告诉你,就在这神龛上头,离你五步远,你敢拿就拿。”——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称是二先生。

杨三没拿,转身走了。后来别人告诉我,有人问杨三:“杨三爷怎么吃这瘪,一个毛孩子都弄不动?”杨三说:“他六叔李牧之十九岁就当了同知(比知府低一级),现在的官比我表哥大。”

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,几乎全部阵亡,河里都是死尸,宁河话叫“河漂子”。只有一个人生还,叫李锐的十四岁小孩,也是为吃饭进的红枪会,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。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,他吓得直摆手,那日本兵也摆摆手,意思让他快走,他就从死尸堆里走出来了。

可能还有一个。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,一个生还者躲进我住的祠堂,求我救他。当时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,见到人就扫机关枪。日本人要上岸搜查,祠堂临街,是躲不过。我说:“你呆在这必死,翻墙吧,一直向北翻,北边河面上没日本人,过了河就安全了。”我教给他作“水裤”,将棉裤脱下来,吹足气,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,浮着过河。也许他活下来了。

因我与父亲闹矛盾,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,住在海边,让我去散散心,给我一块药作见面凭证,是李存义传下的“五行丹”。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,然而郭振声不在。

他是此地的“请愿警”,户籍、治安都是他一个人,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,索要两千大洋,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,留了九块给母亲,一个人去捉匪徒了。

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夺枪,捉住了两个劫匪。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,不远就是他的老巢,郭振声知道凭自己一个人,没法将他押走,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,说:“绑票我得带走,你要不仗义,就给我一枪。”刘黑七连忙说:“那我成什么了?”拉着郭振声讲:“你知道我以前什么人吗?”原来这刘黑七以前是天津有名的大饭庄“登瀛楼”的少东家,因为打死了客人,才逃到海边作了土匪。他向郭振声保证,只要他活着,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,还要给郭振声三十块大洋,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,拿了两块。

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,整村人庆祝,我就跟着大吃大喝。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,我把药一拿出来,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,给了我五块大洋。我从大神堂村回来后,唐师就带我去了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。

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,练了趟拳,李存义就笑了:“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。”一比试,李存义没用手,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跨倒了。尚云祥要拜师,李存义说:“学,很容易,一会就学会了,能练下去就难了,你能练下去吗?”尚云祥说:“能。”李存义只传了劈、崩二法。隔了十一二年,李存义再来北京,一试尚云祥功夫,感到很意外,说:“你练得纯。”对别人说:“我捡了个宝。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。

唐师与尚师交情深,每年到了季节,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。尚师属马,家住观音庵,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,当时已没尼姑了,住了几家人,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,院子很小。

尚师早年是作帽子的,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,单广钦作水果、糕点生意,送钱时常说:“作我这生意的,现钱多。”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。尚师开始不收我,唐师好话说尽。

我的姥爷叫王燮,是掌门长子,在清末任左营游击,官居五品,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,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,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。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,尚师说:“噢,王大人的外孙子。”

尚师对我好奇,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。清末民国的人,由于社会贫穷,大部分是文盲,尚师只是粗通文化,但他很有修养。我进入尚门后,师兄们跟我说,在北京一座大庙(忘记名字)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,因为庙没钱换砖,这么多年还在,要带我去看看。尚师说:“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,有什么意思?”没让我去。

天津没有尚师的徒弟。我开始住在北京学拳,后来住回天津,早晨出发,中午到了北京,吃完午饭后去尚师家,所以我跟尚师习武的近两年时间里,大部分是在中午学的。

尚师一天到晚总是那么精神,没有一丝疲劳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时候。对于这一点,越跟他相处越觉得神奇。

孙禄堂的《八卦拳学》上写道:“---近于形神俱妙,与道合真之境矣。近日深得斯理者,吾友尚云祥。其庶几乎。”我们这一支的师祖是刘奇兰,他师弟是郭云深。孙禄堂是郭云深的传人,他曾施展腿功,惊吓了民国总理段祺瑞,被多家报纸报道,有盛名。

我想找国术馆馆长薛颠比武,被唐师、尚师制止了。后来唐师给我说:“别比了,你跟他学吧。”听了薛颠的事迹,我对这个人很佩服,觉得能跟他学东西也很好,唐师对尚师说:“我让他去见见薛颠?”尚师也同意了。

去见薛颠前,唐师怕薛颠不教我,说:“见了薛颠,你就给他磕一个头。”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,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,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,这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,“杀人不过头点地”的“头点地”指的就是这个,要磕得带响,是武林里最重的的礼节。

我见了薛颠,一个头磕下去,薛颠就教我了。薛颠非常爱面子,他高瘦,骨架大眼睛大,一双龙眼盼顾生神。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“蛇行”、“燕形”、“鸡形”。他是结合着古传歌诀“八打”教的,蛇行是肩打,鸡形是头打,燕形是足打,不是李存义传的,是他从山西学来的。其中的蛇行歌诀是“后手只在胯下藏”,后手要兜到臀后胯下,开始时,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肩打的劲。简略一谈,希望有读者能体会。

薛颠管龙形叫“大形”,武林里讲薛颠“能把自己练没了”,指的是他的猴形。他身法快,比武时照面一晃,就看不住他了,眼里有他,但确定不了他的角度。这次一连教了几天,我离去时,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,名《象形术》,其中的晃法巧妙,他跟我作试手,一晃就倒。回来后,尚师问:“薛颠教了你什么?”我都一一说了。

第二次见薛颠是在1946年的天津,我在他那里练了一天武,他看了后没指点,说:“走,跟我吃饭去。”吃饭时对我说:“我的东西你有了。”——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后一面,薛颠没有得善终,我对此十分难过。

我二十四岁时父亲死了,我却不能回家。二十五岁时,天津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叫我到财政局工作,也不给我安排事情作,只让我陪他去看戏、吃饭,我一看这情况,等于给作了保镖。他也叫我“二先生”,其实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,他知道我练武。

我以前是个少爷,练武后穿着就不讲究了。一天到捐物处去办事,我戴个美国鸭舌帽,上下身都是灰布,上身还破了个洞,漏着棉花。当时天津的捐警名声不好,干什么都是白拿白占。捐物处门口是个斜坡,我蹬着自行车直接上去了,到岗亭,一个捐警一脚揣在我的自行车上,我摔倒后,他跑上来抽了我一个耳光,还骂:“打你个XX,谁叫你上来的。”

我起来后,说:“你会打人,我也会打人。”拎住他抽了四个耳光,他就叫唤开了。捐物处有四十个捐警,平时总有二十个人在,一下都出来了。我考虑这场架怎么打,我现在是财政局人员,如果打重了,财政局和捐物处都不好收场。形意拳有个练身法的训练叫“转七星”,我跟他们转七星,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,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别。

我想:“我能摘帽子,也能摘脑袋——只要他们想到这点,就会住手。”但他们想不到,掉了帽子还追我。捐警小队长,他拎着枪下来,看那架势要崩了我,但他认出了我,就把那帮捐警轰跑了,对我说:“您没在我们这打人,您给面子了。”我摘了十几顶帽子,随抓随掉,还剩下四个,就把这四个帽子递给了他。

捐物处处长叫齐体元,李鹏图给他打了电话,说:“二先生没打坏你们一个人,这是给你齐五爷维住了体面,你也得给二先生个体面吧?”齐体元说:“行,二先生还给我们四个帽子,我们就开除四个捐警吧。”捐警外快多,被开除的四个人非常恨我。

——这件事出在我身上,我觉得不自在,李鹏图也看出我不愿作保镖。我喜欢武术,但我作不来武师,我开始绝口不提我练武了,后来到天津北站当了“牙行税(海运)”卡长,离开了财政局大楼,更是没人知道我练武。

只是在我大约37岁时,有一件武林纠纷找上了我。燕青拳名家张克功年老后,从东丰台迁到了卢台,收了几个小徒弟,他是唐师的朋友。当地的大拳师是傅昌荣的传人王乃发,他的徒弟把张克功的匾给偷跑了。

唐师去世的时候,嘱咐我照顾他的老朋友们,我就找王乃发要匾。王乃发说:“摘匾的事我不知道,但摘了匾再送回去,我也下不来台呀。”我说:“要不这样——”我就给王乃发鞠了一躬,把匾取走了。

解放前夕,我来北京找到了会计师的工作,那时尚师已逝世,当年旧景只能令人徒生感伤,无心与同门相叙,从此彻底与武林断了关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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